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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 可持續”是城市發展的底線，“ 健康”則對應更高的城市發展目標。健康的城市運行，讓我們免于交通擁堵、房價飆升、職住不平衡、配套設施缺失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困擾；健康的城市生活，讓個人在城市里得以收獲身體健康、精神豐盛，享受生命并充分發揮潛能。

“健康”之于城市，不僅意味著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意味著重視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統一。6 月5 日至9 日，2017“ 清華同衡學術周” 圍繞“ 健康·城市”主題，共同探討城市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如何實現更多、更高的城市發展目標， 建設全面“ 健康”的中國城市。

理想城市：健康的、可持續的、詩意的面對城市化問題給人類健康帶來的挑戰，上個世紀80 年代，世界衛生組織將“健康城市”定義為：“應該是一個不斷開發、發展自然和社會環境，并不斷擴大社會資源，使人們在享受生命和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夠互相支持的城市”。不局限于環境衛生的達標，世衛組織旨在“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下，將“健康城市”認作為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環境和健康的社會有機結合發展的整體。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看來，“一個可持續的、詩意的理想城市應該是：以人為本的宜居城市， 創業至上的宜商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諧城市，低碳環保的生態城市， 創新驅動的知識城市，城鄉一體的田園城市，聯系便捷的智慧城市，有多元富有個性的文化城市。而中山大學城市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何艷玲認為，“健康城市是一個不斷創造和改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并不斷擴大社會資源，使人們在享受生命和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夠互相支持的城市”。

“從城市規劃的專業角度來講，就是處理‘ 城市病’ 與‘ 可持續發展’的相互矛盾。這一輪城市建設、新型城鎮化，正逐步從物質文明建設轉到‘以人為核心’上來。”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袁昕對記者表示。

復雜現實社會中的城市現狀我們為什么向往遠方， 是因為在現實里的每一天，我們都客觀體會到或深或淺的剝離感和疏離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著。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 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6.1%，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問題。2016 年9 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表示，目前全國288 個地級市只有28 個城市處于健康城市狀態，亞健康城市占全國九成以上。

據世界衛生組織： 到2025 年， 70%的中國人口（約9 億人） 將生活在城鎮中。傳統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健康問題， 如： 飲用水安全和衛生設施建設、精神衛生等還未根本解決，隨著城鎮化的快速進程，又面臨一系列復雜的新問題： 人口老齡化、交通擁堵、就業困難、貧富差距加劇等等。

我國處在城市化的關鍵時期，如何深刻認識和理解城市化過程對于實現新型城市化和健康城市化至關重要。關于“綠色”和“可持續”，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尹稚則提出，近年來，國際趨勢已從唯物的“ 綠色”， 走向人的健康，譬如全球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所謂的“綠色建筑標準”，跟節能、減排有關， 所有東西都是圍繞物質來轉的。但是它缺少一個核心指標，即“人在這里邊待在里面究竟舒服不舒服”？其實這才是未來“綠色”化最根本的東西。

“一個不能相互支持的城市，不可能是健康的城市，一個不能相互支持的城市，是充滿風險的城市。”何艷玲的演講聚焦復雜社會中的城市治理問題，關注中國城市發展的建構性風險。認為土地金融帶來了超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也創造了超乎尋常的城市化紅利……處于構建性風險中的“風險城市”能否轉化為健康城市乃至美好城市的關鍵，“在于面對土地， 我們誰來決定誰將得到其收益，并將收益用來干什么，即我們擁有什么樣的城市公共決策過程，或者如何在城市公共決策中呈現大多數城市居住者的主體性和自主性”。

“我們前赴后繼地離開農村，卻又滿懷惆悵地想念鄉村。鄉愁，實質是我們對空間和人之間關系舒適、親近、溫暖的想象。”私下里，何艷玲偏愛這段現場發揮寫出的文字。

她說，以往城市發展中這三方面做的并不完善。就舒適而言，步行可達空間的舒適、公交地鐵中的舒適……每個人生活在城市中都會有非常深刻的體驗，都會有相對一致的需求。但是那只‘ 看得見’ 和‘ 看不見的手’ 的調配之下，其實我們都慢慢迷失了。當每個人都迷失一點點，在決策的時候、在做規劃的時候、在做工程的時候……也就忽略了將個體體驗放入這個過程當中，從而忽略了我們的切身體驗。在一個社會系統中，人需要交往，城市需要最低程度的秩序，讓每個人在這里都能找到可以生活的空間，安然相處……

創新公共決策，構建健康城市

“必須要注意到增長仍然是中國當下最需要的。而城市作為一個最好的增長容器，將在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內這個功能定位是不會改變的。所以這意味著我們很多對城市其他層面的想象，必須要和這個增長容器相互的并存”。何艷玲說，增長的啟動核心有三個：經濟體制改革、放權讓利和政府經營。政府在資源配置中仍然發揮著絕對性作用。我們必須要正視的客觀事實，而且仍然將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存在。

鄉村大榕樹下的鄰里相聚，或者是對我們現實生活空間的一種期待。這樣的想象，不是到農村去尋找，而是需要在我們居住的城市中建構。“我們的發展創造了很多奇跡，但同時也出現了公共服務的缺失、社會分化，社會空間被更多地用來作為凈增長的容器，而忽視了其作為社會交往、閑暇消費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依托的容器。” 何艷玲的理論闡述非常簡潔，但實際上都有很多復雜的、感同身受的親身體驗作為支撐。她認為，在城市里消弭鄉愁，其實很多時候取決我們自己，譬如規劃師可以通過做規劃，研究者可以有理論研究的方式，政府官員有公權，哪怕是城市清潔工，每個人在城市鏈條里都是一個環節，美好城市的實現，其實需要各個環節盡職盡責。

她提出，城市發展的新邏輯、新價值和政府的新角色，應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其核心是理解和承認人的多重性，并將其帶入到城市公共決策過程、城市管理過程和城市技術過程中。“所謂人的公共屬性是指，第一，人作為人口而存在，即人口是消耗資源的，是一種負擔；第二，人作為一種勞動力而存在，這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第三，人本身就是資本，同樣是經濟增長的容器；第四，人是交往和情感的共同體。而這些屬性都必須要經過更均衡的設計進入到我們城市所有的過程。““我認為政府的角色也將會發生重大的轉變。”何艷玲認為，城市向健康城市轉型的過程中， 政府也需要轉型。第一，政府將作為一個社會的投資者而出現，為不同人群提供匹配、有效、良好的公共服務；第二，政府將作為一個秩序的投資者， 為不同行動主體提供規則，并且約束它來遵守；第三，政府將作為價值投資者，為不同城市居住者促成城市認同。在城市的伙伴關系當中政府仍然是最為重要的一環。

（來源：科技文摘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