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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尹 稚
其實去年做報告的時候我就談過營造的問題,今天把視野放得更大一點。營造這個詞由來已久,之所以談這個問題有幾個角度:
一談營造
(一)一帶一路的提出與亞投行的初衷
中國組建了一個亞投行,各種朋友圈幾乎無限放大,今天早上我看新聞,已經變成41個了。毫無疑問,亞投行是為中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來做的。但是為什么叫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實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了世行、亞行,我們組建了一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反映的有意思的現象在哪兒呢?就是互聯互通的戰略價值。我不去描述“一帶一路”,因為“一帶一路”從歷史上來講,它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產物,并不是說自上而下,某一個國家、某一個戰略形成的東西,完全是一個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形成的一個東西。
但是從一個戰略價值來講,我更看好的是所謂的互聯互通。很多人認為我們干“一帶一路”是用我們過去中國的所謂朝貢體制取代目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貿易體系或國際秩序體系,我覺得跟這個一點關系都沒有。“一帶一路”的背景是自由貿易下的互聯互通,能產生什么,這個才是這樣一種國際化的國家戰略有可能給我們帶來的機遇。這個東西本身意味著資本、資源、環境成本、知識、制造力在全球網絡下的重組。
(二)全球化、區域化、內網化的全球化城市網絡時代
所以從這個角度再延伸的話,我們現在面對的行業時代,其實是一個全球網絡化的時代,是一個國家網絡化的時代,以及內網優化的時代。大家過去談這個行業,基本上我們都是在節點上做文章的。你看前20年,這個行業讀的最時髦的著作都是城市競爭力什么的。但是顯然,這個時代過去了。正是在這種節點性競爭當中,我們出現了很多城市的惡性擴張、惡性膨脹、資源的惡性消耗等等,都是在這個時代出現的。那么到這種互聯互通的時代到來的時候,顯然你的思維不是在節點。如果把這種國際化的戰略變成有內化的國家戰略,這個思路延伸下來應該是什么?應該是在我們的國土上通過網絡化的重組實現水體、陸地、城鄉在更高層次上的整合。這點,可能城市規劃行業的同仁們老覺得不服氣,覺得我們干了那么多年的國家城鎮體系等等,五花八門的東西,沒少操心,為什么發改委做了一個東西出來以后,我們很多努力就悄無聲息的?其實,你會看到它的腳步是不一樣的。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從起步到現在之所以有影響力度,它是超越城市的,它是把國家的生產安全,經濟發展,人口布局等各種跨界綜合性的原因來重組水體、陸地和城鄉,這點其實是一個國家戰略的一個網絡化的變化。并且重組相關的生產要素,重組跟我們相關的一些跨界的資源,下一步對于城市而言也是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節點。當它不在高速擴張以后,回歸到一個常態發展以后,最核心的東西是什么?其實是節點的內網優化以及精細化的調配和管理。
那么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其實全球化的城市網絡,不是說今天才有人有這個設想,大家很清楚,吳先生提的中國人居環境科學理論,這個理論在前身,國際上有一個人類聚居學放在那兒,當年談人類聚居學的時候,你看四大專著,其實有一篇花很大篇幅講了當時全球化城市網絡的設想。但是你會看到,那個時代為什么他這個設想只能停留在設想?那個時代沒有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的建造能力和溝通能力。而且那個時代我們人類把控自己未來的基礎科學的能力也沒有到今天發展的這一步。
大家可能總會辯論,說市場的失靈是計劃的失靈,其實你把這兩個東西放到自然科學中看,計劃經濟是干什么的?計劃經濟試圖實現前置控制,試圖在事件發生以前,通過前置控制來使得資源最大的節約化。這個是跟最原始的、最老的系統工程理論綁在一起的。市場經濟是什么?市場經濟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去理解,它是一個反饋因素,通過市場反饋出來的信息來反回去做市場的調整,可能這個信息是準的,但是付出的資源代價比較多。但是這種前饋還是后饋,從發展來看,你要保證你的反饋回來的信息是及時可靠的,有了這個,你才能夠去做具體的調控方面的東西。顯然最近二三十年的信息技術革命在這個方面提供了非常強有力的工具。大家可能會看到信息技術革命初期的網絡化的東西,這基本上是在虛擬平臺上玩兒。最早這批玩兒法,包括在九十年代初,美國出現納斯達克股,跟那個年代對信息技術的理解是有關的,就是大家一起玩兒門戶網站等等,就是空對空建立一個虛擬社會。大家看到,現在的發展不是這樣的,它就是從有虛擬的社會信息流的反饋與調控發展到了真實社會的人流、物流、能量流、物質流的反饋與調控。事情走到了這個地步,就開始初步具備了一個基本的技術平臺,使得我們搭建一個全球方案城市網絡。在國內搭建國土級的城市網絡,以及實現我們任何一個節點上的內網優化變得越發的可能。
那么與之相關的就是城鄉格局在網格化的時代必然會發生變化。
(三)城鄉的時空格局、關系格局和生活格局
我最近看了一些我們規劃系統的規劃師對“一帶一路”的解讀,他的很多解讀還是停留在過去等級空間制下,主軸線、次軸線,一級城市、二級城市等等。這個回過頭我們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網絡化的城鄉時間格局、關系格局和生活格局下,我們究竟還會不會調這個東西?這些東西當年之所以很長時間統治這個學科,那是在一個全球拼貿易時代的。當這種貿易已經全球化,物質流通信息化,信息交流已經全球化的情況下,我們針對未來來看,信息化技術的革命以及傳統基礎設施的強化,對時空格局、關系格局和生活格局究竟會產生什么影響?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并不急于解讀和下結論,因為實際上,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隨著網絡思維模式的變化,有一個很根本性的東西就是這個未來究竟是自上而下打造還是自下而上涌現?當互聯互通都實現以后,我們追求未來的途徑是可以預設還是可以引導的?還是我只需要提供一個平臺,最終我們走出來的道路會來自于一個大眾化的創造力。其實這個都是需要規劃師考慮的問題。
你要想把這個問題想清楚的話,其實我一定能看出來,規劃師不僅僅要學習技能,要學習技能性的知識,學習社會人文等等,還需要關注一個底層的技術哲學的變化。
剛才李強老師講了很多社會學,講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內容,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幾乎所有的軟科學技術進步底層是跟自然科學進步綁在一起的。如果沒有這種捆綁,你很難理解后來發生的很多事情。
那么回到系統工程、基礎理論的學習,從老鄉論開始我們試圖來自上而下的控制和擺布這個事情,到新三談這個方面,我們做一種混合型的調整,開始講匹配、講協調,那么到比較晚自然科學才認識到這個世界永遠是充滿了不確定性。任何一種權威式的,自上而下的東西,永遠是無數漏洞,永遠是千瘡百孔,所以才會出現新一代對技術哲學、科學哲學的思考,才會出現像失控這樣一本科學技術的著作,才會出現所謂新的互聯網思維。而這種思維建立的模式,對未來人類發展的這種路徑的尋求模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它實現知識維度、邏輯維度跟時間維度的一個混合交織的復雜網絡。而在這樣一種網絡的搭建當中,可能在某一個完全你意想不到的點上出現全新的事物、全新的形態和全新增長的可能。所以究竟是依賴傳統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思維,試圖自上而下規劃我們生活當中事無巨細的環節,還是縮小我們的權力范圍?縮小我們的干預領域?把一個所謂的全社會的設計者變成一個有限平臺的搭建者,應該是每個設計師思考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的看法是重新回到我們最擅長的東西。回到一個基準的信息技術平臺,一個傳統的強化的基礎設施平臺的建設。而把未來的城鄉發展真正還給具體的使用者、具體的創造者。這樣,我們的城市恐怕會有更好的未來,而不是一個所謂的輝煌的大規劃。這是一個要談營造的問題。
二談營造
(一) “五化”的行業詮釋
中央提出一個立足國情“五化”概論,開始是“四化”,現在加了一個綠色化。其實對我們這個行業你的關注并不是均等的,也不是均衡的。我這里說這個,新型農業化也好,其實是解決我們前三四十年發展當中瓶頸問題的突破。是我們在這個領域出過問題,或者遺留了大量問題,不得不突破。如果我們沒有遺留這些問題,我們全國的食品安全不會這么糟糕。昨天我看報道,中國人近十年,腫瘤發病率急劇上升。我想除了跟環境有關,大概就是我們吃的東西關系最大。
如果不是有了問題,我們的工業、制造業起步不會這么艱難,我們什么時候到底?2013年能不能到底,2014年能不能到底,2015年怎么還沒看到底,其實跟我們工業化轉型困難有關系。這兩個東西其實是歷史遺存再上一個臺階的問題了。
新型城鎮化意味著什么?除了從外延轉成內擴張之外,很根本的一點,就是基本載體的升級和優化。中國這些年我們取得輝煌的成就,很多人看了我們的城市、鄉村以后,特別是我們發達地區以后,從哪兒看我們跟西方沒什么區別了,拍出照片你也不知道是紐約還是什么地方。但是,你會看到,我們的城市其實如果跟發達國家比,我們仍然是非常脆弱的。我曾經反復講過,我們最大的兩個差距,一個是工程性的支撐能力很差,傳統工程性基礎設施這塊很差。還有公共服務型的支撐很差。如果這兩點不能實現升級和優化,不要說普及,不要說拉近一二線城市差距,即使我們頂級的大都市地區,如果不把這個升級、優化問題解決掉,我們難以支撐下一輪的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的發展。
同樣,策劃的第三個方面,就是網絡重建當中,虛擬社會和真實社會的技術支撐。
任何一個事情,在這個時代里面去做,你面對的是中國的下一代,他在用什么技術,完成什么樣的溝通?其實是很值得思考的。所以我們講大數據、城市規劃工具的更新換代,跟這個都有關。
最后一點,就是綠色化。這個提出了在中國未來建設當中對路徑以及對標準的按什么樣去選擇的大格局。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了一個野蠻生長的時代,生長的效果所有的規劃界同仁都知道,老百姓可能也知道,老百姓看過《悲慘世界》什么樣,我們看過《城市發展史》什么樣,那就是野蠻生長的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有一些人文關懷的回歸,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的回歸,捆綁了很多以人為本的,其他類型的運動,比如全球化的環保運動等。
(二)生態文明時代的營造特征
那么進入到現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個實際上進入了一個人文價值指導下的創新時代。我們看美國大片,早年都是形容技術狂人走到什么程度,會引發全球性的災難。其實那個年代,這種擔心可能是非常真實的。你會看到到現在,它的這些做法,包括這次工業革命圍繞的這種以人的舒適、健康、美好未來為核心的這種東西,它的一個價值導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野蠻生長時代更多是用技術強有力的占領和消耗各種資源、能源,那么現在肯定不是那么一個年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是覺得城市規劃在一個生態文明時代,一定會有它比較顯著的營造特征。如果說前三個十年在政府政績工程的追求,GDP增長的追求上,以及對各種莫名其妙的考核指標追求上,規劃師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下一步規劃師應該往哪個價值方向走?這種營造特征概括起來恐怕有這么幾點是非常關鍵的:
一個是針對真實需求,解決真實問題的營造。我知道一些研究生研究中國住房問題,很多人跟我這兒糾結說供給、保障等等來算這個賬。我說這個賬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算不明白,因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前多少年的運轉當中根本不是來自于真實需求的,是因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制度安排下,中國的房地產住宅變成了一種貨幣。老百姓在拿這個玩意兒存錢,他覺得買房子存著總比把這個錢存在銀行合算,已經脫離了本體的實用價值,變成純貨幣杠桿。所以怎么用市場供給來化解。這輪調控房地產金融工具化這塊不能被剔除的話,住房供給市場永遠是一個扭曲。所以,如何回到真實需求解決真實問題的營造是我們下一步面對最核心的問題。
第二,高科技條件下的營造。這種科技其實跟我們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交通問題的解決,環境問題的解決,社會組織重構問題解決等等,這些要以技術平臺作為支撐。就是城市規劃所利用的技術平臺早已經到應該更新換代的這樣一個市場了。如何使得你的策劃過程、規劃過程、設計過程、建造,以及到最后的社會管理過程能夠實現技術平臺的銜接和一體化,這是所有規劃師面對的一個問題。
第三,毫無疑問,綠色化的背景下生態友好型的營造。包括我們這幾年大量做的,城市問題,創新園問題等等,都是圍繞這個的。
最后一個是綜合標準下的營造。綜合到什么程度?其實李強老師剛才也探討了,就是我們有很龐大的建筑野心,但是當你回到真實的營造過程當中的時候,這里面影響真實建造的可能是幾個有限的領域和未來可能最核心的技術。不是一個完全的子虛烏有的、泛化的事情。
說到底,其實是回歸本源的問題。就是人類之所以建造城鄉,以及按照什么樣的標準建造城鄉,一直是有人類那天起,搞建造的人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人跟自然界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你的生存跟全球的生態是什么關系,這個真的是一個永恒的課題,我們老祖宗已經回答了幾千年。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手上有的技術支撐是不一樣的,我們回答的視角是不一樣的,我們持有的價值觀念可能也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與時俱進、不斷向前推進的過程。
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講,作為一個中國的規劃師,其實我們仍然會面對一個永遠的國情不斷深入認知。打我們的老祖宗干這行起,觀天、識地、訪人文,這是我們三個基本素質。這三個基本素質我認為到今天同樣沒有改變。脫開三個基本素質任何一個方面,可能都不是一個完美的從業者,甚至你做不到合格的從業者。這個才是問題的關鍵。
三談營造
(一)中國的榜樣?
從我們行業角度想一些問題的話。首先一個,很多人講,中國沒有榜樣,說我們前三四十年的發展沒有榜樣,其實這是一句謊言,前三四十年的發展我們是有榜樣的。我們的榜樣其實你回過頭來看三四十年的歷史,有兩個東西影響最大,一個就是所謂的東南亞華人圈的模式,這個東西我不展開講,已經有好幾本大篇幅的專著出來。這個模式最核心的是裙帶經濟和權貴經濟,中國是很好的傳承并且把這個東西發揚到極致的。中國人有經濟危機,其實是對這樣一種裙帶經濟和權貴經濟的交流,很多的崩潰和操作模式是有極大的關系的。
(二)重回基本需求
第一,學習人文,關注社會。以地生財,以房儲蓄,我們選了國情最不能承受的道路。美國人為什么能玩兒這個?你可以看美國的人地關系,那么大一個國土面積,兩三億的人口,他甚至可以做到一個城市、一個地域衰退了,衰退了我們當廢區扔那兒了,東方不亮西方亮,我們再干一塊地。我們能玩兒這個嗎?我們玩兒不了。但是,我們在很多年前,恰恰是逐漸在向這個方向走,這是很糟糕的一點。全球貨幣體制從銀本位到金本位到美元本位,美元本位其實已經跟真正通貨沒關系了,美國是靠拳頭打出來的,一個綜合實力的產物。中國作為一個人際矛盾最尖銳的國家,貨幣資源最匱乏的國家,我們居然要奔著以資源無節度消費的模式去走,這真是很不對的事。
所以,我很少提新常態,我認為我們前三四十年的發展是非正常狀態,這種發展是由產能帶來的。我把現在這種局面稱之為重回常態,重回最基本的國民需求。對于這點,我們的從業人員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這種重回常態也帶來了一系列學科發展、課題探索的重回永恒過程,這個行業有很多永恒課題沒有標準答案,如何對待不可再生資源問題?如何對待環境承載力的問題?如何對待代際傳承問題。規劃師、建筑師、大行業的建造者在歷史上如果曾經贏得過國民的尊重和時代的尊重的話,因為他的關注點和他的話語權是圍繞這些課題展開的,并且對這些人類永恒問題做出貢獻。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剝離、退回來,我們一天關注的是制圖的細節,關注的是如何完成一個新增社區的增長,如何做一個賺錢的項目,那么這個行業走向萎縮,或者是走向自我認同的卑微都是很正常的,因為已經喪失了人文關懷能力,喪失了參與討論人類未來的一些永恒話題的基礎能力。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講,因為在座的很多是年輕一代規劃師,從清華同衡這個企業創業那天起,就希望這個企業是具備永遠學習能力的企業。每年我們花這么大的代價辦一個學術周,都是圍繞這樣一個學習主題展開的,我在這里還要再重申一下,一個是學習人文、關注社會。我記得當年我們跟社會學系聯合招生的時間,確實是一個非常歡樂的時光。剛才李強老師講的這個清河的問題,其實這已經反映到我們現在這種跨界合作不是那么緊密了,而是有點松馳。
大家可能不知道,清華同衡規劃院是整個大商地區的責任規劃單位,他們同樣在做跟您非常類似的項目,如果我今天看了這個PPT以后,我覺得兩家能夠“兵合一處,將打一家”,這個研究成果和對實踐的影響,將是一個雙倍或者更加放大。這是很有意思的。這個東西兩個目的,一個是價值觀,就是你干這行是為什么?第二,是對人的行為的理解力和解析力。在這點上,就是社會科學的方法和自然科學的方法是有區別的。我們在這個方面的訓練更多來自于社會科學的量化和非量化這個能力的積累。
第二,就是學習科技,關注細節。大家知道,我們開始一個很龐大的中英合作計劃,開始做這種中英合作在推進中國綠色建筑、綠色社區、生態城市方方面面的科研的發展,但是你會在合作當中發現我們年輕建筑師在專業技能方面,跟團隊技術整合能力的訓練方面,跟目前的國際一流團隊還是有差別的。人家一個項目負責人可以接受我們六到八個項目經理圍攻,應對自如,我們的同志要不斷打電話回來,不斷有完全聽不懂的問題。還好,還有請教的意識,知道去問誰。但是這反應出來一個問題,當然這里面還有年齡段的差異,對方已經40多了,我們這幫孩子30多一點。但是很顯然,在你們的職業生涯當中,對你本行業的專項技能的訓練和行業團隊的訓練其實還沒到位。
第三,學習藝術,培養品位。習大大講的奇奇怪怪的問題以后,我歷來認為奇奇怪怪是政治問題,不是技術問題,更不可能通過技術問題的管控解決。從另外一個角度會判斷,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里面除了一些作品,一些所謂打著高大上名義過度浪費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藝術角度來講俗不可耐的東西。這些東西基本是我們本土的創作搭建的作品。這些東西反映了什么?就是修養的訓練和眼界的訓練,這是很糟糕的。這個問題其實通過學習,通過品位的培養,通過我們自身的生長可以解決。
第四,學習管理,關注執行。其實中國雖然目前政府的力量仍然是最強大的,占有的資源最強大,但是你也會相信這種局面會改的。這是第一次提出來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但是離夢想還遠著呢,但是至少你能夠看到每年出臺一些松綁的東西。這一天遲早會到來。但是這種情況下,其實我們會經歷一個從政府包辦到政府主導,規劃師是最高興的時候,我只要說服一個書記,說服一個大員,我的規劃思想就能實現了。所以從本質上來講,為什么城市規劃師老帶有點社會主義色彩、集權色彩,跟這個有關系的,因為它把這個規劃的建造當作個人作品來看,其實這是很愚蠢的想法。如果從哲學角度層面去分析,你不要罵這些官員,你這個拍的腦袋可能還不如政治家呢,他拍腦袋的決策背景比你們還多一點,你拍腦袋拍錯比他后果嚴重。如果從這個角度,從政府包辦到政府主導,到市場作為決定性的資源配置力,到最近重新提出來了公私合營,從傳統上的TOP到現在的所謂PPP各種各樣的投資模式的出現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不是一個權威,甚至不是一個裁判,你是一個平臺的搭建者,利益的協調人。很多年前,大概是15年前左右,我開始在清華開城市規劃方法論的時候,當時講到規劃師的地位和作用的時候,就反復談一個觀點,那個時候叫規劃師是一個三方,或者是多方溝通的基礎橋梁。他連接了政府、市場,那么對于新時代來講,橋梁這個詞過詞了,咱們換一個詞叫平臺。在一個從自上而下的管理為主體轉向一個混合型的治理社會過程當中,平臺的意義以及互聯互通的意義恐怕是決定式的。規劃師要具備的最強有力的機能可能是在這個方面生長,而不是沿著傳統的,我們念大學的時候一腦子全是規劃,政府的宏觀調控、工具、政府實現國民經濟計劃工具等等,大概不是這些東西。這個才是規劃從底層來講可能發生的非常大的變化。
(三)重回營造
那么從這些變革的角度來講,在未來的營造過程當中,營造目標的價值導向,營造方式的技術方法,營造藝術的品位追求,到營造管理的利益格局調控,都是我們要面對和不斷在實踐當中解決的問題。在這里面有揚棄的問題,填補的問題,還有創新的問題,可以講,這是新時代給我們提出來的課題,但是我認為目前我們的行業有一個非常糟糕的現象,就是中央立了一個題,他恨不得一個月給你拿出答案來,這答案能靠譜嗎?我先問各位。打我們改革開放起,曲曲折折走了40年,有成功的東西,也有失敗的東西,我們走過的道路仍然是充滿爭議的過程,我覺得作為新一代的學者也好,作為一個面向未來的實踐者也好,你一定要堅信一點,不要急著從書本上、概念上找答案,答案一定是通過時間來的。廣泛的參與實踐是尋求答案的唯一方式,這個答案恐怕我們要走20年、30年,最終會形成一個國家級、世界級的中國模式或者世界道路。
我就進這么多,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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