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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石楠

非常感謝清華同衡給我這個機會，特別是能夠跟李強、尹稚老師一起來討論話題。我這個題目和他們兩個講的問題有呼應。我說回歸常態的理性，同時是一個職業、行業和學科的多重視角。

從我自己個人的經驗經歷談一點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和看法。

有很多詞我們都特別熟悉，比如我們今天講到行業的問題、職業的問題，學科的問題，我們也沒有深究，我一直搞不清楚很多的解釋，我就跟一些同事討論，試圖想畫一些圈，我們在座可能都是規劃師，經過幾年實踐拿了一個本，這是我們一個行業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還有其他一些分門別類的領域，比如說，我們從事規劃管理的，我們一條線，從住建部，到下面的建設局等等。還有我們的規劃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系列，要有院校，評估院校，到地方院校，全國有二三百個學校都辦了這個專業。我們的規劃是這么大一個圈，這是叫整個規劃建這個行業的概念。但是后來情況有一些變化，首先就是我們規劃教育屬不屬于我們規劃建設的一部分？一個看法就是規劃教育本身來講，你要屬于規劃界，我教育部不干。剛才開會之前還在說，清華北大能不能不歸教育部管？但是教育部不干。我們這個學科還是教育部說了算，一級學科還是二級學科，這是一個質疑，規劃教育屬不屬于規劃系。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我們嚴格意義上的規劃行業？其實不是，政府是規劃行業主管，我們社會主管部門管我自己，這是兩個概念。所以真正講到規劃行業概念，我覺得這個是與我們編制單位核心的，我們規劃院到省院、市院、高校規劃院，還有企業單位，多元機制的實體，這是規劃行業基本的概念。反過來講，重要的是學科。這是我們真正對于我們不同的領域的工作會起到一個基礎性、支撐性，甚至一個指導性的作用的這么一個行業。如果我們講規劃的職業是講我們的規劃師，我們的職業規劃師，我們的行業其實更多的是我們規劃編制領域，我們的學科是一個更廣泛的橋梁，這是機制性的結構。

　一、規劃職業：理想主義者

從職業的角度來說，我們不細展開講，我們規劃局多么高尚、偉大，多么雄才大略，家國情懷，一切美好的詞都可以講，確實我們是這么做。非常重要的，就是剛才尹稚老師講到，我們的環境在轉變，我們市場和環境在逐步完善，我們的政府體制的改革也在逐步推進。所以在今天怎么看待我們這個職業，看待我們這個規劃師的這么一項工作，可能我們需要一些新的思考。但是從經典理論來講，也有很多理論，包括李強老師講的社會學的理論，我們也見過，地理學的理論、生態學的理論我們可以拿過來為我們所用。但是現實是什么情況？現實我認為，我們面臨一個被異化的需求的現實，我們總覺得我們規劃是有很高尚的理想，我們規劃是為了城市的整體的、長遠、公共利益，但是我們發現，如果把這個利益分解一下，乃至規劃設計主體分解一下，四大類主體：政府、企業、民眾、專家，他們對于規劃的理解，我們希望是能夠實現良好的城鄉互動，城鄉關系，我們的企業、部門很有社會責任。我們的民眾也能夠考慮到你別想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你們家的小院，你們未來怎么樣，你想到城市的長遠，想到集體。我們專家更是公共意義。但是現實是什么？現實不是這樣，我們把需求放在基礎需求、基本需求、中級需求，前面講的是中級需求，但是我們面臨的是基礎需求起步。我們政府在過去很多年，地方政府首先考慮規劃需要不需要，需要，因為我們要賣地。為什么要賣地，因為財政要平衡。為什么財政平衡需要賣地，因為整個財政體制、稅收體制迫使我們去做這樣的選擇。企業也是這樣，這個買是不買，錢賺還是不賺，賺了錢再做社會道義。民眾也是這樣，區位區位，首先想的是房產能不能升值。作為行業能源，同樣面臨生存問題，我要供房、買車，子女上學。所以想到這個項目干還是不干，尹老師說不能想項目賺錢還是怎么樣，但是在現實當中，我們首先考慮的可能還就是這一點，這是從需求理論出發的，實際上就是這樣考慮。然后我們考慮的是什么？我們考慮的是所謂的基本需求，這是作為有責任的，或者對一定未來有預期、愿景的才考慮到，比如說，城市政府會考慮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我們企業會考慮它的品牌、戰略，我們不能賺一筆錢，一錘子買賣，我需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了；民眾來講，我要實現我的中國夢，我希望小區要構建海淀的文明區；專家來講，這是我們為基礎教育需求、秩序、美觀等等，我們認為是科學或者藝術的追求。

所以我認為，規劃的需求本身來講，也符合這種城市或者階梯的理論，對不同利益主體來說，利益是分層次的。我們不能拿終極或者完善的需求要求我們每一個參與者都做出這樣的選擇，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所以在現實當中出現了所謂規劃的失靈，因為我們是拿一個道德導向終極需求來要求我們的所有人，參與方。但事實上，在市場經濟大門打開以后，市場主導的基礎需求往往是起了一個決定性作用。

所以我們會經常看到我們的規劃，在很多時候被濫用了，濫用了規劃編制權，這一片土地，不知道來回規劃多少輪了。我們職業生涯背了很多黑鍋，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說我們本身的需求有層次，同時決策也有層次。從專業角度來講我們更多可能是從技術層面，我們這個技術市場，更多是從技術決策的角度在考慮我們的規劃。但是一旦我們這些所有的方案上升到我們的甲方以后，不僅僅考慮是技術層面，首先考慮的是經濟層面，能否可行。等到了書記、市長的層面是一個政治層面。如果說是正確的項目，我會創造條件讓人做。如果說因為決策者承擔更多的政治奉獻，盡管經濟上吹的天花亂墜，這個也可能實現不了。所以我們一定要對這種需求的層次和決策的層次有一個理解，才能夠為我們職業找到一個出路。反過來說，看我們自己的職業，規劃師是不是自身所想象的，我們是終極需求公共利益呢，我覺得也值得質疑。從我們規劃師自身來講，相對本質說話語言還是人的自利性的問題，因為首先是自利的才有可能是公利的，同時我們每一個企業都面臨生存發展的壓力，尤其是我們的整個市場不太景氣的條件下，更可能面臨壓力的情況。作為這個職業來講，我認為存在一個雙重人格，這個話可能說得難聽一點，但是這種人格我認為，一方面有知識分子的傳統的精神，但是所謂知識階層最大的特點，就是很容易把他們的價值取向依附于某一個權勢力量，或者是資本集團，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我們過去在30年做的事情，這個當中可能找到很多這樣的影子。同時作為一個部門來講，我認為在過去的10多年當中，我們的部門很多時候已經出現了一些偏差，首先出現考慮的是維護這個行業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說搭建一個平臺，做政府所應該承擔的角色。

無論從部門還是職業來講，都面臨這樣的挑戰，同時我們這個職業所謂叫做政治無意識的現象。從教育背景出發，我們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們缺少政治的理解。所以講到工作重要的時候，我們講戰略性、全局性，一旦出手的時候，往往都是一些戰術性，或者局部的技術的問題。在這么一種大的背景下，我認為我們真正要思考就是政府作為一個規劃職能的機構，我們這個行業自身職業之間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這是我們今天需要思考的。

帶來的啟發是什么？我認為規劃師必須要考慮從我們行業內部的規劃走向社會的問題。所以李強老師講的很多觀點我非常贊同，而且我在多個場合講過這種觀點，只有規劃師掌握這些知識，我們的規劃才能夠為決策者、為社會所理解，才是我們規劃真正的春天。因為規劃工作是一項社會性的工作，不是一個純粹的專業或者部門的工作。

二、規劃行業：嬗變中的服務業

同時我講講我們行業的觀察。我們就是說主管部門加相應的產業，這是一個傳統的概念，我們行業有很多特點，但是環境變了，怎么變？這些年的改革大家發現，我們非常強調政企分離、政社分離，說得簡單一點，政府做最少的事情，讓社會、企業，讓行業、社會組織承擔更多的職能，就是前面兩位專家講到，我們政府不能再那么強大，要靠社會建設大家來做。同時專門講到社會治理的概念，這個是在創新體制方面突破性的進展，這個進展在未來十年會對中國社會建設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所以我認為，在我們行業發展當中，我們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問題在哪兒？問題我們覺得是誰在做規劃，比如外界對我們的批評，封閉管理等等，其實不是，政策只是一個表象，癥結是我們是誰的規劃，是我們規劃師的規劃還是全世界的規劃，政府的規劃還是所有民眾的規劃，這是問題的癥結。而且根源在哪兒？根源在我們今天體制變化。過去是計劃經濟體制，雖然我們經歷了將近40年的改革，但是我認為，我們對這個問題還是缺少一些根本性的認識。我們在很多的規劃工作當中，依然或多或少還存在一些傳統計劃經濟的思路，沒有完全適應市場體制變革以后帶來的新情況，這是根本的根源。

我們回顧一下這個歷史就能看得出來，我簡單分成這么幾個階段，我認為城市規劃在我們講到第一個春天，那個時候規劃就是政治體制的一部分，我自己就是一切說了算的人，我只要想說就能做到。那么等到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一些變化，慢慢的出現很多職能分化。特別等到新世紀以后，規劃已經淡出制度的環境、組成，逐步成為制度的工具，這種定位的變化不管我們愿不愿意承認，是非常具有挑戰性，或者非常具有諷刺意義的一種變化。今天回過頭來我認為，必須要重新對規劃定位問題有一個重新的認識，也就是剛才幾位專家講到，我們要考慮到從龍頭向平臺的轉型，重要的并不在于我說了算，重要的是我們規劃是搭建一個平臺，實現協調的機制，從規劃部門的協調，走向全方位的協調，地位的提升和能力的挑戰都是兩方面的。同時從規劃設計內容走向全過程、全程序的過程，從被動性的協調走向更加主動、制度化的協調和機制。

如果大家仔細研究一下我們的規劃，說實話，會是更被動的，人家想做什么，我說行還是不行。我們做了那么好的藍圖怎么實現？我們并沒有去研究怎么實現全方位的、全社會的、全過程的，以及是這種制度化的、主動的協調機制，可能是我們今天研究規劃定位的時候要思考的幾個方面。

再有很重要的一條，我們跟行業有關系的就是我們的部門的事權的問題。外界對我們有很多批評，但是我們其中最關鍵的一條是怎么從我們的部門的權威性要走向規劃的協調性。這個當中三點我覺得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是央地關系，在整個體制規劃推進當中，我們的立法體制在變，更多城市享有立法權，全國600多個城市將近300個城市有立法權，我們的所有規劃依然是采取一個以中央為主。再比如中央早就在決議當中提到了，行政區域內的事務應該由各個行政區自己決定，只有一些大區域的事才交由中央決定。但是我們的總體思路依然是在央地關系里面糾結。

再比如社會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種合作型的、參與型的，包括剛才講的清河重建等等這樣一些思路，確實在我們實踐當中推動。我們的責任規劃師制度、社區規劃師制度，是不是應該作為我們行業積極推動的方向？我覺得應該朝這個方向做。

同時，我們部門之間的關系，每個部門都很強，每個部門為了維護自己所管轄的行業都不遺余力去爭取。我覺得，今天來說一方面對于主管部門有這么一個責任，要維護行業利益，但是更多的講，部門之間如何做好協調，是一個重要的渠道。

這里面我們要關注社會學理論的東西，往往是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不夠。一個我們不太強調對于所有人的關注，往往是對決策層、資本階層關注得更多。對于所有人的關注，重視的程度遠遠不及對這些權利和職能重視那么高。同時我們的整個規劃的過程來講，尤其是對中低收入、弱勢人群的關注口頭很多，但是工作當中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確實我們轉型很有必要，尤其是我認為在我們行業的轉型當中并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尤其是市場冷了一些，我們反而有思想思考這個問題。這最主要是如何適應市場體制和社會治理結構這種變化下面，我們的規劃行業應該怎么走，朝什么方向去。所以獨立的規劃行業不僅僅需要智商還需要情商，規劃行業作為一種技術咨詢的服務行業，當它跟政府的職能之間出現了相對的分離以后，怎么去發展，我覺得需要對宏觀形勢的判斷，這個是我們不足的，對于溝通技巧的熟練程度也是不足的，對于共贏局面的追求，我們往往還追求一大，以及我們本身學習和融合的過程都是需要思考的。所以從行業的角度來講，我覺得轉型很有必要。

　三、規劃學科：“一級”意味什么？

花了很長時間把學科升級為一級學科，從建筑學院獨立出來，大學的老師很開心，我們一級學科面臨的資源多了，教授崗位、經費、項目都多了，行業里反應似乎不大，有一些反應，有很多的批評。但是我在想，一級學科究竟給我們帶來什么？我覺得既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挑戰，我們為了這個學科花了十年時間，跟教育部同志反復交流，終于搞定了，但是反過來我們在行業內部來講是不是準備好了呢？我覺得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討論。

從學科本身的發展來講，最核心的可能還是他核心的知識體系，以及相對應的價值觀的教育領域應該是重點關注的領域。我說分三個階段，八十年代傳統的工學、建筑學、規劃設計的知識，設計技能是我們的核心，發展經濟，是自上而下的基本的理念。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們開始有其他學科大量的進入，比如地理學、生態學、經濟學，還有其他的技術科學等等，都進來了。最大的突破我覺得從技能的角度來講是分析，城市研究技能的突破。過去從設計角度，發現很多事情說不清，區域、社會、經濟問題說不清，現在說清了，但是依然沒有擺脫發展經濟是絕對的優勢，雖然我們已經考慮到其他一些比如環境保護等等。到了新世紀以后，我們出現更大的問題，尤其是管理問題，我覺得這是我們規劃學科很大的變化，政治學，我們的管理學進來，包括幾所著名的大學，在這方面設立了相應的規劃，管理的專業，這對我們整個學科來講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其中不僅僅是分析他們有獨到的方面，他們的統籌、溝通能力是對我們技能極大補充，從價值觀的角度更強調多元化，強調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經濟環境多方的協調問題，這是我們這個學科來說很大的進展。

但是現實當中，我認為可能又要回過頭來分析一下現實狀況，我們把規劃分成幾個范圍，一個是我們的責任范圍，這是法律賦予我們的責任，這是我們出了問題要承擔責任，要追責。另外我們有所為研究的范圍，為了做這個事研究更大的范圍，不管是空間區域，還是行業、經濟等等。同時我們還有更大的影響范圍，這個是我們講到規劃，好像很廣，有點像社會學，經常搞不清焦點在哪兒，很多單位想說，我們的核心在哪兒，流行的說法叫外延和內核都不清晰。投射到我們的學科就出問題了，這些不同背景的學科怎么才能夠形成一個和諧的，或者說一種可持續的發展？包括我們傳統的工學、理學、管理科學，怎么才能實現真正的融合，尤其是我覺得對我們在校的學生可以闡述。過去只要學建筑學，現在工藝考評、生態學、地理學、法規等等都要學，規劃專業的學生可能是很多學校里面最辛苦的，還要有大量的時間進行社會實踐。看看我們的指示體系，我們又專門制定了行業標準、教育規范，我們有五個核心專業知識領域，梳理又梳理，壓縮再壓縮，還有十門八門的配課程，太累了。這個學科究竟怎么回事，可能需要向社會學發展歷史一樣，我們需要有一個試圖把它更聚焦的過程。所以從學科的角度，我們有很多年的思考，最核心的思考，哪些東西是規劃的問題，哪些是別人的問題。這里面有兩個，一個是核心，因為你課題決定你研究的理論所有的東西從哪兒來的，我們過去講規劃，像土地資源、空間資源怎么合理使用、優化使用，現在管理學社會學說，你不關注別人，你們的空間沒有利益關系。剛才尹稚老師說，人群之間的關系，社會組織結構決定你的空間，確實是對的。但是我們研究這個社會學老師可能也不一定知道，我們還是要相互之間合作。

然后是我們的工作方法，我們過去講是未來，是未來預測，是愿景，但是后來更多的是綜合協調，現在很多作家越來越強調我們是在一定的制度、資源和各種環境下有限的優化。究竟我們的基本的方法論在哪兒？我覺得這取決于我們本身社會的規劃，取決于我們規劃的社會功能在哪里。從過去簡單的資源配置發展到我們要給大家提供一個愿景，美好的未來，中國夢，還是我們要包含價值傳遞的責任在內，這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

　四、土地-經濟-社會的傳導作用

僅僅講到我們土地和空間，很多研究表明出來，土地和空間之間是有一個雙向的關系的，一定的土地使用模式對社會關系產生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不去研究那些關系也不行，只研究那些關系也不行，但是起碼有一條，我們的研究對象不能僅僅局限于土地或者空間，必須要拓展到空間背后的影響。

我們過去30年當中，土地這個東西本身已經變了，從最早就是資源，這塊地就是做這個資源。后來不僅僅是資源、資產、資本，已經變性。如果只是一個資源，相對社會關系相對簡單。但是一旦變成了資產和資本，那往往就是各種關系決定你最后是怎么用。這樣一種關系的研究，確實是我們下一步要考慮的。

所以我在這兒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在今天我們進入一種消費社會，我們往往還只是對資源、空間進行一個靜態的或者說基于一個資源層面的理解，這樣顯然不夠。很簡單的例子，大家為什么要去星巴克，大家為什么去798，或者去新天地，因為有它的服務和環境，我們去餐館有的時候去吃環境，甚至包括各種各樣的軟硬件設施，以及環境氛圍帶來的我們內心的一種響應。在這種情況來講，空間消費服務和場所消費有很重要的領域，這一點來講，空間品質的高低也決定土地和空間資源所具有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要重新思考設計的作用。

尹稚老師講了很多營造要重新思考，我認為要回歸到本原，從設計的角度重新思考我們的專業。很遺憾，我們現在很多規劃院，全國都一樣，叫什么什么規劃設計研究院，前十年把研究丟掉了，后十年把設計丟掉，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我覺得今天要重撿設計基本的理念，要回歸設計。設計不僅僅是方法和手段，設計本身在今天咱們世俗的說，可以創造GDP。通過設計營造一個很好的空間環境品質，可以提升這個土地和空間的經濟價值，更可以提升他的社會價值。所以要重新來思考我們的設計。與此相關的來講，我覺得要考慮這個怎么實現管控。

最核心一條是規劃主體的多元化，不再僅僅是政府和專家兩撥人，不僅僅是業主方和規劃院，更多的是包括我們私營的領域，包括我們的企業，也包括公眾的本性。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講常態，還是新常態，我們用了一個常態，沒有用新常態。我個人也很少說新常態，因為我覺得所謂的新常態是從一系列數據反映出來的，我們的增速從過去的兩位數降到8、7，慢慢進入到一個比較穩定的依然是高速增長的，7%，不得了的速度。所以我認為這是要回歸的常態，經濟學上的新常態。但是從我們的社會學、城鎮化的角度來講，各個國家城鎮化化水平達到50%的狀態。設想一下，我們一半以上住在城市這個社會里面，但是我們大家真正準備好、管理這個城市、社會了嗎？我們依然是過去的高速增長的速度還是放慢速度呢？其實很多理論研究講得很清楚，一旦城鎮化水平到50%，依然是快速，但是是逐步降速、減速的過程，最后是趨向平緩的過程。我們今天面臨的過程更多是新常態，更重要是要回歸常態，包括我們城市靠擴展還是提升質量，都是逐步回歸常態的這么一個狀態。

常態下我們面臨什么問題？一堆“化”，城鎮化什么問題？城鎮化不得了，我們對城鎮化的估量遠遠不足，我個人說城鎮化是沒有硝煙的戰爭，不改朝換代的社會變革。什么叫沒有硝煙的戰爭，戰爭不就是打來打去，你占我的地盤，我占你的地盤，現在幾億人要占我們的地跑，我們沒打仗，要包容、要發展，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同時是不改朝換代的社會變革。我們過去管理的辦法都在變，但是我們黨的執政地位不變，我們的基本社會制度不變，但是我們的社會管理方式變了。比如中央非常明確強調，跟李老師關系很密切，要扶持基層社會組織，當然可能需要時間，但是這在過去來講都是一些可以說很難做到或者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城鎮化給我們帶來的社會挑戰是城鎮融合問題，你要不要社會外來人口，城中村提供基本住宅和服務，讓他們能夠生存下來，還是把他們趕出去？再比如我們住宅的私有化，就是帶來空間的問題，我住的小區很明顯，過去十多年的變化，不同階層的選擇慢慢的，眼看著所有的理論在我的身邊全部實現。信息化帶來一種社會組織結構的時空變化，過去中央文件傳達的項目多長時間？現在任何事件一發生，幾億人全知道。這種傳遞的方式，技術的創新帶來我們社會組織的形勢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我們過去講家庭是基本的社會細胞，單位是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現在你看看，清華同衡的小青年對北科院的人的了解可能多于對自己另一個所的了解。以后我們有信息化，所以這種信息化帶來巨大的變化。老齡化，我們社區建設怎么滿足這種需求，我現在越來越擔心，我老了怎么辦？全球化，北京大家很熟悉，大量的韓國或者其他裔居民，幾十萬幾十萬的存在，到廣州等更厲害，非洲沒有，也是上十萬人在那兒要就業、貿易，要活動，這個我覺得很重要，我們現在表現得非常明顯，對這個問題我一直很糾結，我在這兒講要提高空間品質，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講，我們是不是空間品質的提升還是要跟我們的居民的需求、不同階層需求相匹配？現在很多設施化的過程已經帶來了階層的分異，我們今天的階層分異不僅僅是收入、教育程度等等，也取決于他的居住地，或者他所能夠參與到某一個社會群體當中。而由此帶來的社會沖突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而且在世界各地是反復上演的。

像一系列這些變化都是我們今天規劃要面臨的，從我們的職業、行業、學科來講，面臨諸多的問題，怎么辦？怎么解決？我也提不出答案。但是有一個說法叫回歸常態，我覺得很重要。

規劃正在挑戰當中進入常態，我們的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我們的社會發展已經顯示出新常態，我們的社會治理呼喚著常態，還有一系列規劃，我們規劃本身也要進入常態。所以我提出來，我們關注的焦點不僅僅是空間問題，也要更加關注人、更加關注空間的主體。以人為本談了很多年，但是不客氣的說，口號大于實際。如何在具體工作當中真正做到對人的關注，可能需要第一，對所有人的關注。第二，對不同層面人的關注。是一個差異化的關注，不僅僅是關注某一個方面，同時是要關注個體的需求。這就是對我們整個的發展來講，思想論來說是自下而上的挑戰，不僅僅是過去自上而下。這就要求助于李強老師了，謝謝你們，你們趕緊進來吧，我們希望跟社會學多合作。而且我們認為社會學的加入，后期的規劃會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因為社會學對于人的關注，對于不同的人群、結構關系的研究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與此同時，我們看看國際層面，我前一段時間參加了聯合國人居署的一項工作，各國的政要開會通過決議，提出規劃要重新定義。這是可以說凝聚了全球眾多科學家的共識。首先強調規劃不止是一個技術工具，所以我們經過了60年規劃回到了技術工具的層面，但回歸倒也不止是一個技術工具，規劃是參與性的、綜合的過程，所以必須要應對相互競爭的利益關系，要為全社會提供共同的戰略，要為區域和城市提供總體的發展戰略，要提供國家區域和城市性的發展，他們又回去了。

第三條，規劃是良好的城市治理的核心。規劃能給大家一些東西，能夠提倡地方民主參與的道路，這恰恰是我們現在城鎮化最大的挑戰，同時規劃是能夠追求更好的城鎮化空間品質，能夠確保環境的可持續、社會文化方面的可持續，以及經濟的繁榮，這是我們能夠做的。要做這個怎么辦，怎么才能做，底線，還是底線，要確保恰當的生活標準和工作條件，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我們可能過去做得比較多的是陽春白雪，錦上添花，現在除了做這些工作，還要做好底線的要求，針對社會不同的成員他的需求提供一個底線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的保障。同時，要公平分配城市發展的所有的成本機會和利益。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什么？我們現在是成本一部分人承擔，利益另一部分人承擔，所以才帶來社會之間的矛盾，族群之間的矛盾。規劃本身講到所謂的價值主體，就是要通過這種機遇的分配，成本的分配、機遇的分配以及利益的公正分配，才能夠實現你的價值和存在，要倡導社會的包容與和諧，同時非常強調文化的和諧。而且把文化放在社會發展當中，一個絕對重要的位置來看待，這是我們看到國際上的發展。

所以回過頭來講我們的規劃要轉型，要面臨著一系列的巨大的陣痛或者我們有一個心理調試過程，我認為要有摒棄龍頭夢，在市場經濟下沒有那么多龍頭，我們有的是九龍治水，我們要實事求是看待這個問題，我認為樹立一種平臺觀，而這種平臺觀最核心的是作為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要通過政府部門之間、不同利益之間的這種協調來尋求我們所謂的最大公約數，而不是說追求形式上的大一統。我們已經吃過了形式上大一統的苦頭了，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多多協調，它的價值會高于多不協調。

同時，我很擔心現在有些部門，比如像能源局，大家都在用頂層設計，我很贊成習大大講頂層設計，這是總的制度框架。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每一個部門，我們前面講到的，他已經不是搭建公平的平臺，而成了一種行業利益的代表的時候，他再講品質是會出現社會矛盾激化的問題。所以我理解，習大大講到改革進入深水區，最大的深水區是在這一層。所以要防止規劃變成一個部門利益的載體，來維護他已有的既得利益。如果出現這種局面，規劃只是一個悲劇，不是應有的局面。

同時我覺得，應該防止以規劃等名義對市場進行過度的干預。中央很明確的講到，要對市場對資源起到基礎性到決定性的作用，有的時候我很困惑為什么不理解這兩句話作用，什么叫決定性作用，誰說的算？但是規劃自古以來就是彌補市場不足的，但是你不是領導市場，是市場做主。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區分不同層面的工作，在宏觀層面規劃起到平臺的作用，要避免那些結構性的失衡，所以習大大講，規劃思路最大的折騰就是結構性的失衡。但是在微觀層面，我認為主要是勢權利益，應該交給市場去做，而不應該完全自己把控。同時按照我們整個行政改革體制思路，如何強調底線意識，控制底線，而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大規劃。在我們部門的權力清單范圍以內做好負面清單意識，做好這些事情，尤其是做好公共設施、公共空間、公共安全這樣的公平，剩下更多的事情要做這樣的事情。

再有很重要的一條，要回歸規劃的地方性，和我們規劃本身的咨詢地位。規劃運行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還有可能以這樣國家中心主義來統領整個系統，我覺得和中央提出來的社會治理能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路是完全不吻合的。這也是和我們整個立法體制的改革、稅收體制的改革，一系列改革存在沖突問題。而且從國際范圍來講，規劃基本就是地方勢力，全球范圍基本都是這樣。當然我們是一個大國，我們有傳統政治體制，有統一的領導，但是我覺得，中央講得很清楚，在確保國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應該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我們現實情況是地方政府可以屢屢侵犯國家利益，形式上卻要國家對它進行控制，要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作為我們行業，作為我們職業來說，如何回歸到一個第三方中立的咨詢地位，而不僅僅是過去屢屢出現的依附于權力和資本的局面，需要我們本身要做強自己，要有自己的職業精神，要科學理性。

再一個要轉型的就是設計，要在有限的解決范圍內，規劃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事交給李強老師做，有些事交給其他學科做，規劃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現在什么事出來都說規劃怎么做，規劃不是能解決所有的事，所以在有限的責任范圍以內認識到規劃本身的局限性并不是萬能的，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要回歸本源，在設計的角度講進一步發揮我們的作用，設計會改變生活，設計能夠創造GDP，這是我們學科或者行業，或者我們職業最基礎的機能，也是我們最基本的知識體系。過去以往的情況，我們更多是一種英雄主義，就是沒了研究，少了設計，就剩下規劃。二規劃那塊都是東圖西進，上千平方公里的各種區，都是非常宏大的戰略理想，人民需要這么一種美好的前景，但是我覺得更多需要做細做深，所以要做有用的東西，而不是做規模大。要品質追求、精細化服務作為我們行業最基本的主流的價值觀，同時要真正的看到互聯網、信息技術對我們的社會行為帶來巨大的變化。每個單位門口都是各種快遞小哥擺地攤，我們傳統模式還在那兒做各種中心，我們的所有東西還在那兒機配，這種東西已經搭配了社會層級的概念，這只是一個例子。但是我們要研究，從空間生產、空間消費的角度，來研究我們設計的價值，來研究我們這個規劃能夠做什么，回歸它的本原。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