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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

老師們、同學們，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

我們已經是第三屆清華同衡學術周了，剛才像袁昕院長講的，這次是多學科的，我做社會學，所以我的話題從這兒開始講起，我的題目是《社會學、人居環境與城鎮化建設》。

第一，社會學是研究什么。因為大家都是規劃建筑專家，大家都會問社會學是做什么的。第二，社會學和人居環境有關系。第三，在新常態和創新局面下，我們社會學推進人居環境要做點什么。后面尹稚也在講學科發展的新常態，大概講這三點。

一、社會學能為城鎮化做些什么？

第一，社會學是什么，社會學能做什么，最早的大家知道社會學是1830年孔德創造的，其實最早的大家孔德等等他們都是想創造綜合學科，以前所有學科都是專一的，社會學貫以社會，天下有什么事不是社會的嗎？所以社會學好比神仙，它要把一切都框在內。雖然像韋伯說社會學研究社會行動的，似乎想讓社會學走向一個專門領域，其實你要讀美國著作，經濟與社會你會看到，它是無比大的，似乎想把所有的都控制在內來探討一個話題。雖然我列了這些人，比如說兩大類，一類是總體的，一類像韋伯等等，其實本質上還是一個總體性的東西。所以我們如果探討社會學研究話題，大體我們會發現，社會學家想在兩個方面做出努力：社會學有一個目標，每一個學科都很具體，似乎是想超越所有學科，這是孔德最初的野心，社會學從整體上解釋社會有機體，恰恰和吳先生提的人居環境有相似之處。我在學習吳先生的理論，包括經濟、社會、文化都在里面，其實一個社會是不可分的，當經濟學、社會、規劃，就想研究這個領域的時候，確實有一個大的漏洞，比如研究經濟，看看股市，股市漲難道就是一個純粹的市場交易行為嗎？背后有更大的政治原因、經濟原因等綜合性原因，所以，實際上人們在研究過程中就感到人們沒有辦法來割裂。當人們想去總體上把握這個社會全體的時候又覺得無比困難。因為人的知識量有限，大腦有限，涵蓋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跨領域的，現在學生越做越大，他們可能要研究財政社會學，我看這些東西，也覺得眼花繚亂的。那么宏大一個東西，不能是所有的問題都當專家啊？于是社會學家就想到第二個問題，把社會學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于是有人說，他研究行動、行為、互動、結構。

按照這個思路，好像社會學的領域就出來了，政府是你們政治學搞的事情，市場是經濟學搞的事情，社會似乎不要做你們那樣的東西，我做我這圈的東西。這個東西到中國以后產生大的問題，因為中國曾經是一個政府無所不包的社會。盡管目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逐步成熟，但是直到今天，社會十分弱小。特別是近些年，社會學家圍繞NGO，社會組織研究，似乎又沒有點到這個國家的穴位上。如果那樣做，就意味社會組織NGO就能阻止，那是開玩笑，NGO發展30年了，對社會影響力大嗎？不大。

因為中國是政府主導。我說中國社會五大特點，第一，政府主導。第二，整體利益。第三，關系社會。第四，身份等級等等。我們必須意識到，西方社會學家闡釋社會的時候，是以西方社會為原本，政府、市場、社會互不干預，社會培育力量很強。進入到中國發現問題，當我們社會學探討城鎮化的時候同樣遇到這個問題。城鎮化是一個綜合體，社會學在解釋城鎮化的時候，確實想把城市這件事拿出來，城市就是人們生活的聚居地。如果想探索人類生存聚居體，所有的要素你都要考慮在內，你才可能探索出內在的規律。所以早期的社會學家像帕克，如果看他在芝加哥做的實驗，基本上是把美國芝加哥城市的發展的社會總體作為他的研究對象，當然從各個角度探討，核心還是圍著人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學家們他們所做的努力雖然每一次都說自己想收縮到一個范圍中做，但是他最后又不能不回到社會總體上去。

1952年社會學被取消，后來費孝通老師一再要求恢復，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學科復建，說社會學要趕快補課。重建以后，費老對八十年代社會影響最大的事情就是提出叫小城鎮、大問題。所以中國有一段時間做小城鎮研究。其實我們現在反思，費老提小城鎮是一個階段提出的一個目標，因為當時中國對大城市比較恐懼，如果費老上來就說城市是中國發展未來，中國未來人都要進城市，這個絕對被當時反對的，所以費老還比較“狡猾”，提及小城鎮。當我們再往下走的時候發現遠遠突破小城鎮，中國現在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像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這都是巨大的城市主導場所，同時也聯絡著小城市的脈絡。

下面我介紹一下社會學的特征：

綜合性研究社會最大的試驗點叫社區，社區是可以操縱變量的，社會變量太大，比如我們做大規模的調研解釋中國社會，但是難度太大，所以往往落到社區中來。我介紹一下我們剛剛做的課題，在天津武清這個地方搞了一個“龍安城”。把龍安城規劃、建筑以后，要建設一個幸福的社區，可不是規劃界能完成的，所以我們前一段隨著調研，在所有的概念里，恐怕沒有概念能超過幸福了，你想人類最高的理想是什么？好像幸福。但是這個幸福的概念太大了，，一個房地產商說幸福的概念，這里面肯定有房地產商打銷售主題的意思在里面，于是我們開始做一些調研。幸福這個事太大了，所以我說你看規劃和歷史是一個因素，配套你的環境、治理、文化、社會參與度，居民，最終回到居民自身判斷說幸福，所以我們后面做了一個指標體系。

所以這個努力似乎是無限的努力，就是他把人考慮在居住中了，也是社會學的野心。似乎是我們想把這個社會的所有要素都放在內來思考，什么樣的一個社會，什么樣一種居住，或者什么樣的一個社區，真的是人類的理想目標。

當然這件事情難度很大，我們有一種研究叫社會指標體系，社會指標體系的思路就是把社會所有變量都放在內，然后我們來探討一個社會應該怎樣去做。這是哈佛大學一個教授1965年提出的，為什么思考這個問題，當時是美國人給他提一個難題，大家知道六十年代美國要登月，他們把資金投到航天上去，這樣美國政府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做這么大的事業，這件事情對未來人類影響是什么，所以他就做了一個提議，做社會指標，無限擴大指標，做得無比巨大，其實這個研究最后失敗了。因為高爾發現可以無限度增加它的變量，但是最后回答的問題還是要具體的、明確的，到底航天技術對人類影響是什么？他最后感到無法把握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就是說雖然我們能夠無限做變量，實際上把變量做太大有一個缺點，無限變量就是等于沒有變量，把什么事都做重要，因為人類能操作的事情是非常具體的，所以我感覺說，別看經濟學，經濟學雖然所有的公式都是輸入的，因為把經濟抽象出去了，它把它變成供需，大家都明白，那個抽象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于中國經濟判斷中國經濟學家判斷永遠不對，因為影響的變量太多。

盡管這樣人類創造了一個東西叫貨幣，你最后說了無數遍之后其實還是一個貨幣的特點，為什么總是說GDP，或者國民生產總值呢，因為就是一個具體的衡量指標，我們社會指標曾經想過創造一個社會中介物，就是超過變量，就是社會的變量，覺得人類這個努力太困難了，因為這不是某一個家、某一個學者創造的，是人類社會生活創造出來的，是衡量人類社會的指標。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社會學做什么，我們試圖做什么努力，我們這個努力和吳先生的努力相似。

我們后面還做了一個課題，也是向宏觀解釋的。這個課題其實是徐康迪(音)的課題，一塊兒在清華做一個課題，那個叫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分配給我的任務最初叫做人口遷移與市民化研究。研究過程中，有一天徐康迪就問我，他說能不能不叫市民化。我問為什么？他說我覺得市民化容易讓人誤解。因為那個時候有人批判公民社會，他就說，這個市民化，跟市民社會是不是容易接軌，是不是容易誤導。我說徐主席，其實市民化已經寫進中央文件了。但是他還是覺得，能不能找一個更好的詞啊？后來我就想，是不是提人的城鎮化了？我們在討論過程當中提的這個思想，后來被提這個人的城鎮化。

什么叫人的城鎮化呢？我覺得這個城鎮化要做得太多了，這個圖就是現實我們當時的理解，實際上這個城鎮化必須考慮城市和鄉村，你考慮的變量在城市有四個不可忽視：

第一方面，產業和就業。城鎮化的意思是說，讓人們轉變一種生活方式，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們就說什么城鎮化呢？城鎮化就是人的生產方式變化，人的生活方式變化，人的價值歷年的變化以及人的權益的變化。這樣我們趕到，城鎮化首先是就業，戶籍、保障，有住房在里面，但不是最重要的，有就業就一定有住房。城鎮化在農村里面涉及了一個大問題，農村土地制度，農村建設用地，新型農村建設，實際上叫城鄉一體化。總之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社會學的努力似乎和我們城鎮化、人居環境接軌的。

二、社會學與人居環境的關系

第二個問題，實際上就解釋社會學和無限人居環境，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人居，無限人居環境像剛才說的，其實是城市、農村，他說他要從政治、文化、技術要全方位考察，我也在學習吳先生的想法，他的框架挺大。這樣，吳先生說的事情跟我們社會學說的事情是接軌了。因為吳先生說，他試圖想完成社會學的野心，就是我們剛才說了，社會學有兩個野心，第一個就是從總體上把所有的東西變量都拿來研究，吳先生說的也是這件事情。他所說的事情和社會學試圖想復原社會的很相近。但是我們感到社會學在此之前，我們想復原社會本身，我們想做的這個努力實際上不是特別成功，原因是變量太多以后，反而不是特別容易把握這個要素。吳先生是說，我以居住為中心，來探討所有產生的變量，所以我介紹一下我們當時的一個合作研究。

什剎海實際上我們當時做的想法是培養學生，讓兩部分學生一塊兒碰撞，看看碰撞能不能產生新的思想。大家知道什剎海在我們國家是舊城保護，批準之后不久，我們開始做。大家知道什剎海很大，我們做的調研地點我后面給大家看的圖大體是指出煙袋斜街里面的包括地安門大街、大石奔、小石奔，等，這個是大家理解的歷史上的什剎海，基本有前海、后海，積水潭構成的。當時我們是這樣一個想法，就是建筑系的學生比較會畫圖，他們畫得很好，他們做空間做得好。社會學的學生做關系做得比較好，所以我們實際上是想在空間上來展示社會。所以我覺得，當時開始做這個，這是一個院落。這是闡釋一個院落里的產權，這是闡釋一個院落里的房屋，這是闡釋一個院落里面人文的社會水平等等。總之，就是我覺得這一點上，兩個學科的交融是很對的，因為建筑系的學生，我覺得包括當時劉佳燕等等他們畫圖畫得好，我們社會學的學生不會畫這個圖，說了半天社會，但是畫出來？畫不出來。于是我們就感到，做建筑的忽視了社會關系，就是剛才說的前輩所說的東西，就是在中國社會空間關系是缺失的，這是一個大缺陷，這方面我們覺得美國比我們超越了很多。

大家知道，我們這個國家整個的空間是一個政治空間，因為我們國家比如說，最大的一個數據叫人口普查數據，我們人口普查數據是用什么做的呢？我們人口普查數據是用接到、居委會的體系做的，大家理解吧？因為中國人口普查可以說全世界沒有做到中國的人口普查，英國的人口普查就是發一個表，到居民家里一記，你填就填，不填就不填了，我們中國是不一樣的，我們首先是居委會的老太太一家家跑，所以中國的人口普查講水平和質量的話，超過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

但是我們發現，中國做人口普查的時候就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最后沒有留下空間數據，下一次人口普查應該把空間數據留下來。因為讓那些老太太也畫圖，把居委會分成八片畫一個圖。因為你不畫圖，你不能分工的，于是畫成八片。但是最后老太太把數據合成交給北京市的時候，他就把畫的圖給扔了。這樣，所有的人口數據就永遠合不到空間上來，而且能合的最后就是因為我們北京有居委會，合成居委會，整個空間數據就。到現在為止，你看研究人類關系和空間關系，往往基本就是以街道為基礎形成的數據，這樣街道均值是什么樣？比如我們做太湖，結果均值把人畫到太湖里面去了，證明這個空間數據沒有做到一個房屋就是一個空間數據。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和建筑系的合作這點做得還行，這是我舉的例子，這個甲12號是特殊的院落，他們自己評價五年來生活比較，外遷，這個涉及到社會關系了，一家一戶的普查等等。如果這樣我們反思當時做的事情，我感到我們做什剎海的時候，可能目標太單一，因為什剎海就是要完成舊城保護，但是完成舊城保護難度比較大，這涉及到一切的關系。這樣我們反思一下吳先生所說的菊兒胡同，其實吳先生做菊兒胡同，今天保留下來的是物質空間，是那個院落，大家說菊兒胡同很成功還是照那個院落，其實不知道大家調查沒調查，菊兒胡同的居民，都走了。當年吳先生做菊兒胡同的時候還是做人居環境，不是一個房子，人口能夠讓那樣的脈絡下回遷。但是實際上你想想，那樣一個菊兒胡同的中心區域，最后被市場分化了，

我們需要做菊兒胡同改造，但是最后是空間改造。所以我們做什剎海的時候，我們確實感到，建筑空間是社會，但是我們感到什剎海不單單是一個空間，我們做什剎海的時候，有一天我就感到很驚訝，那天數百人拿著蛐蛐兒罐斗蛐蛐兒，這個事我沒有想到，當你把人口置換以后，它的民俗業(音)就失去了，我就開始思考當年老北京的什剎海，家廟，我們說什剎海有十個剎，這實際上是社會生活的，是保護院落，保護房屋？

三、清河實驗與社區提升

今天因為時間關系，最后一個結點，我想再闡釋一點，社會學做的一件事情，叫清河實驗與社區提升，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說，社會學剛才說了，不是擅長綜合性研究社會，我們最大的一個可控變量叫社區，所以我們在北京市選。在這個之前，北京市政府希望我們做社區治理研究，所以我開始調研。去年調研了不同社區，調研了不同社區以后就覺得，北京社區太復雜了，多種類型社區，這樣我就找到一個地方，包括多元社區。后來我們找清河是幾個原因，第一，清河我們同衡就在清河，大家理解吧，所以我們剛才在休息的時候說，說這個地點不錯。尹稚說這個地方亂糟糟的。對，清河這個地方亂糟糟的，所以你可見，這個地方是值得實驗的。

清河實驗我們28個居委會，社區極為多元，這里面既有城市，又有農村，既有高精尖，像小米、同衡，還有臟亂差的地方。第二個原因，因為1928年社會學開創了清河社區，當時我覺得鄉村建設這個思想影響了全國，所以一批社會學家，當時這個地方還是村莊，這個當年的清河實驗被日本人中斷了，因為日本侵華以后整個實驗中斷了，后來沒有再恢復。解放以后，原來的清華實驗還是一個改良思想，在原有的社會結構怎么完善，就是今天我們做的事情。時間原因，我非常簡單說，清河這個地方不用介紹，大家都知道，地面很大，相當于28個居委會，大概有1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萬，但是實際上加上外來人口有多少也很難說。

實驗大體上我們分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我們總體思路，理論我不講，總體思路就是政府、市場、社會，我們社會學是把這個都考慮在里面，我單研究社會不行，所以我們在思考就是政府、市場，我們實驗得到北京市政府海淀區的支持，這個比較好介入。

實驗性的第一個階段更多是社會組織實驗，就是我們非常簡單的東西，我們認為這個社會組織沒有社會這一塊，基本是政府通道下面，缺少社會，所以第一個實驗就是叫做議事委員選舉，所以大家知道我們在三個小區已經完成了，毛紡南小區的實驗。那個是過去毛紡廠的，現在衰落了，老百姓生活比較低下。這是議事委員。我們學生已經完成了，實際上這個就是社會資本的思想，就是讓居民參與進來，這是議事委員選舉。橡樹灣小區大家理解，中國老小區，但是也做了議事委員選舉，也不以為它不需要議事委員，不過三個小區是三個不同類型。毛紡南是老舊小區，它有它的問題在里面，像橡樹灣沒有問題嗎？它也有問題，所以橡樹灣選舉。陽光社區更復雜，陽光是特復雜的小區，你看這個類型，陽光北里、南里，三個小區第一個階段的實驗完成了，這個我們在尋找社會活力，怎么讓這個小區讓政府活力都有，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有政府活力，但是市場活力是小平建的，橡樹洋實際上是市場完成的，但是市場有局限性，市場會失靈，完全讓市場貨幣運作，會違背老百姓的意愿，所以我們探索各種社會力量，這是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我們現在正在做，可能跟我們規劃界的更有關聯。我們第二階段叫什么？后來就叫社區提升。社區提升之后我感到跟規劃聯系太密切了。其實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小區都是要提升的，毛紡南小區太低了，要很大的提升。規劃我覺得前一階段是規劃，那時候是政府批地。但是進入常態以后大家意識到，政府開始收斂了，中央政府嚴控各種審批，新批的地塊不像第一個階段那么瘋狂，而且新常態經濟下，經濟增長模式變了，不是蔓延式發展為主，是內涵式的發展為主，所以這有可能是未來規劃界很重大的課題，任何一個課題都是小的提升，當然我們具體只是做了一個社區，也是正在做，也是王紹涵(音)，做了兩個事，一個是綠地，一個是自行車。問這些老百姓，你們認為什么最重要。選題，有一些社會操作行為，最后老百姓選出兩件事情，就是綠地和自行車。

總之，我因為時間關系，我不細講。今天社會學和規劃界面臨一個重大任務，就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遷，就是前一段時間我們調研的，整個社區變了。原有的一套政府管理模式不能適應今天局面了，完全靠那個發展的話就是我們做的三個社區。如果我們不干預的話，毛紡南社區就徹底衰落了，毛紡沒錢給他。橡樹灣小區今天看著不錯，但是大家看到，它是市場博弈，是物業、業主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在這里可能社會一片是最弱的，就是完全永世長去思考的話，無非就是一個物業費的問題。但是這里面潛伏著很多問題。我們有一些分析，比如說到底什么叫物業公司。后來我們發現得出的結論是說物業公司不是一個簡單的公司行為，物業公司承擔了很大的社區公共物品的行為。所以這就是要重新思考了。因為現在是想把物業公司作為一個投資，市場交易就完成了。但是你理解嗎？物業公司一撤社區就癱瘓，所以這不是社區交易行為，不是我買一個冰箱，或者我貨比三家，不好我就不買。物業這件事不能撤掉，不能說今天不給我交錢就停水停電，這是公共服務。即使在橡樹灣小區里面，里面也有社區提升，里面當時有一個小飯桌問題，就是橡樹灣是白領買的房子，把他們父母遷進來了。所以這里面生活兩部分人，一個是養小孩，一個是老人在這里生活。年輕人白天上班了，老年人就說我們得有個小飯桌啊。我們找到一塊地，居委會弄一塊地，我們條件還不好，干嘛弄小飯桌啊？所以居委會本來是居民自治組織，實際上橡樹灣居委會里面沒有人住在橡樹灣，原因很簡單，居委會是聘來的，橡樹灣是買房子來的，居委會買不起這兒的房子。所以你看到，橡樹灣的本質問題沒有？我們做提升的時候，這個陽光太差了，就是給他找一出塊綠地，搭出自行車棚是他們社區很大的要求了。國家有這個能力做社區提升嗎？我們跟接到打交道就發現，我們國家你們可能不太清楚，北京市政府每一年給一個居委會15萬的公益金，一直在賬上趴著，積累上億了，因為他不知道干什么用。從今年開始，每一個居委會撥建20萬黨建費，共產黨覺得我們要加強共產黨領導。有35萬的公益金放在那兒。當我們做社區提升的計劃的時候問街道主任，他說錢不是問題，但是他說，你們最好不要造大了，你把計劃造大以后，上會我批不了，每次做五萬以下的規劃簽字就批。所以我們才感到，我們才意識到，我們政府積累了巨大的資金置放著，小區這邊真的是極大的需要提升的動力。

因為時間關系，我的結論是我們社會學跟建筑、規劃等未來合作有無限潛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