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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7日上午,中國城市規劃年會進行了議題為“鄉村規劃:特點與難點” 的自由論壇交流,在會上,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總規劃師、北京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施衛良談了鄉村規劃在社會動員當中的作用。
施衛良院長首先表示,鄉村規劃跟其他規劃不同之處體現在上下結合,特別是跟農民的意愿和當地的情況結合。從協同規劃角度來看,以往我們更多的強調規劃有計劃理性的工具到公共政策的工具的轉變,實際上如果再加上整個區域范圍跟實踐過程的全區域、全過程的規劃會更好。從空間體系的構架上來看,鄉村規劃還有一個社會動員工具的職能。
為什么會有這種認識呢?反思我們以前在做北京村莊規劃當中出現的問題,更多只是把它放在技術工具和公共政策這個層面,但是它其實能夠變成一個村莊的老百姓的共識,變成一種共同的意志。北京這幾年村莊規劃實踐下來,奧運搞過一輪環境整治,奧運幾年后又恢復到原來的情形甚至可能比原來還要差。包括有一些示范村,重點村,整個平均水平來看還處在一個很低的、很落后的水平。
以前的自然村莊,沒有規劃,也沒有具體的技術標準去指導,但是更自然和諧的保留了很多歷史文化傳統,也誕生了許多著名的村莊像北京的舉人村,有很多歷史文化的積淀。到今天為什么都喪失了呢?農村的空間化、城鎮化過程中,對農村文化形成了削弱。我們以往在對村莊規劃的認識和建設實踐當中存在著重物質、輕文化這種運動式推動,而忽視長效的機制,重視自上而下的建設,忽視村莊自身的內在生長動力。隨著民主社會、居民自制,包括十八屆三中全會促進城鄉社區治理等,依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制的良性互動,從整個社會大變革的趨勢來講,大家越來越多的關注以村莊的社區自治的形式來推動其發展。比如說臺灣的社區的經驗,臺灣的學校教授帶著學生到村莊里,幫著他們寫村史,通過寫村史激發村莊對其歷史文化價值的認同感,從而帶動他們進行社區營造的活動。后來在社區營造基礎上又跟后現代的體驗經歷相結合,出現了民宿產業。臺灣的鄉村文化挖掘上體現的經濟內涵要比我們更加深刻。
接下來,施衛良院長介紹說,國內現在有新鄉村運動,一大批藝術家跟公共知識分子,以志愿者身份到鄉村來,通過這種藝術的實踐跟文化活動的結合來帶動鄉村建設。這些藝術家和教授學者,開展社會動員的實踐活動,表明了規劃本身是作為一種社會工作者的形象來出現的,起到了社會動員的作用。這種志愿者行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把規劃的志愿者行為跟學者文化人的行為結合到一起,跟鄉村的提升、當地村民對自身歷史文化價值的認同、跟自覺意識的覺醒結合到一起,跟社區自治結合到一起,發揮真正的對鄉村建設實施的推動作用,也實現了美麗鄉村的美好愿景。
最后,施衛良院長總結道,鄉村規劃的內涵還是改變人,是對人的素質、文化、意識起的作用,而不僅僅是鄉村物質層面的環境的改變。我們在鄉村規劃當中應該更關注人文價值,關注居民自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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